说起晋商，我们的脑海中就全是“走西口”、“贩盐”、“贩茶”、“贩粮”这些概念，就是与资本沾些光的“票号”似乎也只是个别人所为，并不普及。

实际上晋商真正的大佬几乎全与金融有关，个个都是资本的大玩家。

晋商涉及最早的金融业是当铺，就是以实物抵押然后放高利贷。

在明代的时候，徽商的典当业超过晋商。

但是，到了清乾隆之后，山西当商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几乎全部取代了徽商。
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北京有当铺159家，其中晋商开设的就有109家，占到68.55%。

晋商注重“下沉市场”，当铺不仅开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，还开到集镇“全覆盖”。

道光年间，介休冀家在湖北咸阳樊城和山西平遥一带，开设70多个商号，以当铺为主。

为什么2020年新冠疫情在湖北爆发后，山西首先传染上的是平遥人，而这些平遥人全部是从湖北回来的，就是因为这种商业往来从未断过。

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仅介休人在汉口开设的当铺就有17家。

在华北、东北各地经商的太谷人，以经营当铺为多，已成为太谷商人的传统。

几乎所有的晋商巨贾，如祁县乔家、渠家、太谷曹家，榆次王家，襄汾南高刘家，平阳（临汾）亢家，洪洞草集刘家、万安刘家，襄汾师庄尉家，长治中村申家，泽州尹寨祁家，高平侯庄赵家、侯家，忻州郜家，等等，都开设有多座当铺。

晋商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叶，当时以兑换银、钱为主要业务，曾被称为“列肆兑钱者”、“钱桌”，清代称为钱铺或钱庄。

银号由金银首饰铺转化而来，最初以熔铸银锭、买卖白银为主要业务。

清代从道光、咸丰年间开始，一些大的钱庄、银号转为主要从事工商业贷款。

票号产生后，晋商大佬们一面在各地向钱庄提供贷款资金，一面让钱庄代理票号部分支付业务，使钱庄更加兴盛。

晋商在北京所开的钱铺，嘉庆十年（1810年）有30余家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城内外不下千家，不输于现在所设的银行网点。

在东北奉天（沈阳）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有钱铺28家，大部分为太谷曹家、祁县乔家和其他山西商人所开。

清末民初，河北无极县有钱铺40余家，几乎全为晋商所开。

晋商涉足金融最为人称道的是票号，不过票号也确实是晋商的一个创举。

票号以“汇通天下”为主要特征，被称为“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”。

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是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创办的平遥日升昌票号。

在道光年间，平遥、祁县、太谷三帮票号发展到13至16家，在全国26个城镇设有分庄。

经过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年间的发展，到清末，山西票号实存26家，在全国93个城镇设有分号，甚至在日本横滨、大阪和朝鲜仁川也设立了账所。

整个票号兴盛时期，除南帮票号有2家外，其余全部为山西票号。

晋商除了涉及以上金融业，并且干的风生水起外，还涉足印局，也就是专放印子钱，以及账局，即以放贷为主营业务，也是获利颇丰。

晋商所经营的票号、当铺、印局、钱庄、银号、账局，在省内遍及省城、府城、州县城和主要商镇，在省外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主要商埠，在邻省已深入到县城和主要集镇。而且省外业务占比大大超过省内。

在中国金融史上，晋商处于绝对优势地位，甚至接近于垄断地位。

由于这种历史渊源，中国近、现代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多为山西人士。